我今年89岁了，有时候还喜欢写点小文章和练练书法，想一想自己有这个写作的基础，非常得益于青年时代有过一段担任《青岛日报》通讯员的经历。

  那还是在1950年，全国刚解放不久，当时我在青岛国棉四厂（当时还叫中纺四厂）担任团委副书记。那时候，我就愿意把团委收集和掌握的青年团员和青年工人们的工作情况，写成材料向上级和有关部门汇报。同时，还愿意写成报道稿投给《青岛日报》。由于我投稿积极，青岛日报社就把我发展成了《青岛日报》的通讯员，并办理了通讯员证。这个通讯员证，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青岛日报社当时是把我们兼职的通讯员编排在四个通讯组里，即工业组、财经组、文教组、军政组。我因为在纺织厂工作，就被编在了工业组。被选为通讯员的人员都要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由报社记者物色选拔，最后经过报社审核批准，才能成为正式的通讯员。

  推荐我担任通讯员的报社记者叫吕寰，是个文化水平很高的知识分子，经常在《青岛日报》上发表文章和诗歌。他尤其擅长摄影，所以担任着报社的摄影部主任，后来又担任过文化部主任。他那时经常下到基层企业来做调查研究，在到我们国棉四厂采访时，发现我喜欢写作，开始时让我给他提供报道素材，后来就把我正式发展成了报社的通讯员。

  当时，报社为了方便我们通讯员投寄稿件，在全市的一些重要地段都设置了投稿箱。我们通讯员写好了通讯稿之后，把稿子装入信封，粘好封口，在收信地址处写上“青岛日报社”，在收信人处写上“某某组”，在寄信人处写上自己的工作公司名称、地址和姓名，不必贴邮票，就可以到就近处的投稿箱里投递了。

  在通讯员证上，印有分布在全市各处的17个投稿箱的地址，大部分都设在市南区，包括太平路西首栈桥头、中山路湖北路口邮政支局门旁、中山路胶州路口新华书店门旁、馆陶路中纺分公司门旁、江苏路山大医院门旁、胶州路市立医院门旁等处，在四方区和沧口区只有三、四处。

  我那时投稿一般是到四方武林路（后来改名为杭州路）扶轮中学（后来改名叫铁路中学）门前和沧口大马路（后来改名叫四流中路）中纺六厂（后来改名叫国棉六厂）大门外，这两个地方距离我工作的国棉四厂是最近的，但也都有好几公里，所以有时候我就通过邮局投递稿件，不过这样就需要贴邮票了。

  在通讯员证的总则里，给我们通讯员规定的任务是“反映本地广大人民的实际生活及各机关团体的实际在做的工作情况”。我当时还年轻，对群众生活问题不太了解，就没太写，大都写的是我们棉纺织企业青年工人的工作情况。

  青岛那时候人口还不多，工厂企业也不多，工业生产大多分布在在纺织业，所以报社对纺织业的新闻报道都比较重视。我把国棉四厂青年团（当时名称还叫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7年以后才改为中国青年团）的发展状况以及青年们要求进步的情况，还有青年职工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等情况，积极报道。青岛日报社的吕寰同志，还有一个女记者姚明同志，都耐心地给我指导，使我进步很快。

  在通讯员证里，还规定了通讯员的义务和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通讯员义务中规定，报道稿的质量必须是“真实的及时的直接的供给本报稿件或材料，经常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见”，数量是“每人每月至少三件”；权利则是“来稿一经采用，均致稿酬”等规定。

  我们在写报道稿时，都非常认真地对照着这些要求来做。为便于记忆，我们还把写作方法简读成“真实”、“及时”、“直接”三要素，紧紧围绕着这三要素来采访和写作。根据这三要素写出来的稿子，投稿之后就很容易被《青岛日报》登载，登载了之后就会很快收到稿费。那时的稿费虽然不多，但在精神上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记得我在国棉四厂团委工作时写的报道，被《青岛日报》登载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国棉四厂发展青年团员的情况，当时国棉四厂的青年工人非常多，光是在1950年就有300多名青年工人加入了青年团，在全市各行业中都是比较突出的。后来，我主要写关于青年女工在生产中的模范事迹，在《青岛日报》上发表过报道“魏秀英织布工作法”和“于花泽细纱工作法”的文章。

  魏秀英是我们国棉四厂织布车间的青年女工，她创造的“自动布机工作法”不仅扩大了值车台数（每人的值车台数由原来11台提高到32台），而且主动预防断头，少出疵布，减少了停车。国棉四厂领导把她的这种工作法进行了总结和推广，我就根据厂里的总结，从青年女工这个方面写了报道，登载在《青岛日报》上。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魏秀英织布工作法”不但在全市各个棉纺厂得到推广，而且还在全国纺织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花泽是国棉四厂细纱车间的一个青年女工，创造了“于花泽细纱工作法”，我也写了一篇她的报道登在《青岛日报》上。后来，“于花泽工作法”也在全市得到推广，她还被选为出席山东省劳模大会的代表，并被邀请到天津和沈阳等城市的纺织厂去做过巡回表演。

  （这是我在1952年调往青岛团市委工作时，国棉四厂的团干部们欢送我的一张合影，前排右三是我，右二挨着我坐的就是创造了“于花泽细纱工作法”的于花泽同志，后排左三是我走之后担任厂团委副书记、后来又担任过国棉四厂厂长的李金洲同志，中排右三是后来也担任过厂团委副书记的魏秀华同志。其他同志还有：前排左一董淑兰、左三王明美、右一曹磊；中排左一王世从、左五吕淑芳、右一王光景、右二郑可成、右四傅秀芝；后排左一冯志远、左四宋成教、左五胡迈阡。）

  1952年夏，我离开了国棉四厂，被调到青岛团市委青工部工作，刚去时团市委书记是鲁钊，不久鲁钊调往团中央工作，由李范接任团市委书记。

  （这是1953年6月我在青岛团市委工作期间与同事合影，前排右二是我，后排右一是当时任团市委副书记、并在后来担任团市委书记的鲁光同志。其他同志还有：前排右一黄泽贵、右三温阿娜、左二尹秀文；后排右二王淳、右三刘早林、左二李光禄、左三姜栋吉。）

  在这期间，青岛市委组织了一个工作组到国棉一厂去蹲点，由市委工业部部长陈超同志担任组长，组员由市属各部门派人组成，我作为团市委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工作组。工作组到国棉一厂蹲点的主要任务是搞“查定”工作，就是对企业的生产能力做出详细的调查，通过发动群众找出生产和管理中的漏洞，实施改进措施和开展技术革新，来确定企业的最大生产能力，使领导和上级在制定计划时做到心中有数。

  这是为国家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陈超部长经常把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叫我写成材料汇总，然后拿去向市委汇报。我就把其中的一些典型经验和事例写成报道稿，投稿给《青岛日报》发表。

  在《青岛日报》上，我还写过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文章。郝建秀当时是国棉六厂细纱车间的一名青年女工，1950年刚16岁的时候就创造出了连续7个月皮辊花（白花）率平均保持在0.25%的全国纪录。中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大姐陈少敏专门到青岛来总结郝建秀的工作经验，最后概括成“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国推广。

  当时，青岛还隶属于在上海的华东局领导，青岛团市委也隶属于华东局团委领导。华东局团委派来了一位女同志，常驻青岛，在陈大姐总结“郝建秀工作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青年团的角度总结郝建秀的先进事迹，在华东局所属各省的团组织中宣传和推广。我经常陪同这位同志去国棉六厂，观看和记录郝建秀的先进经验，逐渐跟郝建秀熟了起来。

  郝建秀当时已经不但是全国劳动模范，而且也受到团中央的表彰，成为青年团员们的学习榜样。华东局团委在完成对郝建秀先进事迹的进一步调研之后，我们青岛团市委曾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通报，郝建秀也被邀请到会，并在会上讲了话。

  在这前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全国纺织工会主席陈少敏等也曾来青岛，召开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还拍摄了合影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着，后来在1990年寄送给了此时已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郝建秀同志。

  在团市委工作了一年多后，我又调到市委工业部纺织科工作。这一时期，国家开始掀起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高潮，青岛的纺织业是青岛的支柱工业，光国营棉纺厂就有八个。所以，我经常跟随科长李克锐同志到各个棉纺厂去了解情况，写了多篇关于棉纺厂生产情况和企业管理的材料，先提供给市、部的领导参阅。然后，对其中领导在审阅中比较重视，认为较为重要的，就整理成报道文章，投稿给青岛日报社。

  这些文章发表后，对指导各工厂的企业管理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部里的同志们都知道我经常收到稿费，就叫我请客，我就在每次收到稿费时，买炒花生给大伙吃。

  我是在1966年的时候，响应国家开展三线建设的号召，离开青岛，调到了四川的国防工业单位工作。工作单位最初的名称是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现在叫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是核武器研制单位。现在，我曾经工作过的九院院部旧址，已经被辟为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名称叫“中国两弹城”。

  （在我来到九院工作第二年的1967年，由我院研制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这是我在2017年参加院里纪念氢弹爆炸成功50周年活动时，自撰自书的一首诗：红云冲天震长空，戈壁苍茫走核龙。攻坚克难挺脊梁，五十年后再庆功。）

  我现在虽然离开青岛已经50多年了，但是总觉得当年担任青岛日报通讯员时，对我的写作是一种极大的锻炼，至今不忘青岛日报通讯员这个身份，也永远保留着我这个通讯员证。

  （作者：王爱梅，山东青岛人，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会干部）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